上世纪70年代初，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双方展开了一系列合作事宜，其中日本人向我方提出的一件怪异请求——“高价购买包钢矿渣”让中方代表感到大为困惑不解。
当时位于内蒙的包头钢铁公司是我国西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型钢铁基地，每年堆放了不计其数的巨额炉渣，表面上看，炉渣看似同鸡肋一样，保存起来占用地方，还有着潜在的环境污染风险。
财大气粗的日方向包头钢铁公司提出，愿意出手高价购买这堆存放的废旧炉渣。
事出反常必有妖，一向精明的日本人怎么可能愿意做亏本的买卖?
难道日本人有什么技术可以将这堆炉渣变废为宝？一些保卫部门的同志得知这项消息后，隐隐感到有不对劲的地方，于是立即层层上报到周恩来总理的案桌之上。
周恩来与科学院方面商量之后，立即作出一项让日本人大失所望的决定——
拒绝合作，继续封存炉渣。
按理来说，此时国民经济尚不富裕，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不少投资资金，日本既然愿意以优厚的高价购买废置的炉渣，那岂不是互利共赢吗？
要想理解周总理的做法，就得先把目光转移到与之相隔长达30多年、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一次大捷上面。
傅作义包头战役团灭日军一支神秘勘测队30多年后日本人寻到线索找上门来
1939年底，为减轻南线压力，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傅作义将军在内蒙包头一带发起了著名的包头战役，趁夜奇袭短暂收复包头，痛歼3000多名伪军。
傅作义意外发现，包头城内被团灭的敌人还包括一支特殊的勘测队，这支打着科研旗号的勘测队原本正在包头附近进行作业、勘测调查矿产，未料到被军队团灭。
不过遗憾的是，
勘测队的相关调查成果已经送到了日本国内的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
，日本人对包头的矿产研究得以继续深入进行，尤其对于其中的一片处女地“白云鄂博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日本上门
直到抗战结束前，日本前后组织了伪华北开发公司、满铁对这一地带进行十余次调查。
不但从中掌握了详实的矿产分布数据，更是对如何进行具体开发有了一套完备的计划，包括从中如何铺设建设连接到包头的铁路以方便运输、如何找到可利用水源等等。
所幸日本人还未来得及实施开发计划就被赶回了本土，白云鄂博矿躲过一劫。
没想到在30多年后，日本人仍然对包头的这片矿产念念不忘，特意在中日邦交恢复的过程中提出高价购买包头生产堆放起来的高炉渣。
无利不起早，寻常废弃的炉渣日本人当然没兴趣，
他们所垂涎三尺的，是炉渣中所蕴藏的、比起普通钢铁价值高出几个量级的两大世界级珍惜矿产——稀土与萤石。
在40年代的调查中，日本人就已经得知包头拥有全世界罕见的稀土矿产与萤石矿产。
“北坡较多的存在萤石，这一事实会使其价值越来越大······含有铈、锒等之稀土类元素矿物。”
日本人最后得出结论，考虑到其优良的矿质和现有范围内的储藏量，可以说是
满蒙第一优质矿，具有极大开采价值。
日本人深知，包头钢铁公司的炉渣是潜藏着大量未被分离出稀土的珍贵宝藏，花费高价买下来实在是一笔再合适不过的买卖。
那么，方面为什么眼睁睁看着这批炉渣闲弃废置而不利用起来呢？
最主要的还是技术性原因。
新成立后，长期遭到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关于稀土的开发知识被当作一项具有巨大利润的机密而不可能对华开放，人不得不从头开始独立自主开展稀土应用研究。
实际上严格说起来，
人比起日本人更早发现包头蕴藏有珍贵的稀土矿。
早在1927年，一个由、瑞典组成的联合科学考察团就进驻绥远一带进行矿物勘测，不出意料地发现了一座巨大地露天铁矿，但对潜藏的稀土尚不明了。
此后不久，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何作霖接受考察团委托对携带来的矿物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惊喜地发现其中独居石和氟碳铈矿这两种稀土矿物，不久这一成果便在杂志刊物上发表。
可惜的是，彼时正处在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的乱世当中，不但对于稀土工业停留在初级阶段，也没有多余资金去开发这片稀土矿藏，何作霖辛苦得来的科研成果被“打入了冷宫”无人问津。
（二）邓小平：白云鄂博是座宝山，我们要搞钢铁，也要搞稀土
新成立后，在苏联大力援助之下，重工业建设快速步入轨道，白云鄂博矿所在的包头迅速引起了中苏专家的注意力。
自1953年开始，政务院作出了建立包头钢铁公司的决定，重点开发这一地区的钢铁。
不过包钢筹备建设初期，却在钢铁生产和稀土利用方面走了一段不小的弯路。
经过勘测，苏联专家发现白云鄂博矿的东矿分布集中、开采相对容易，西矿较为分散，开采起来较为困难，所以先从东矿开始作业。
但苏联专家的权威看法立马遭到了科学院学部委员——叶渚沛的强烈反对。
叶渚沛认为，白云鄂博矿拥有多达三四十种稀土元素，拥有乃至世界范围内都罕见的超大型稀土资源、
而
稀土的价值又远远高于普通铁资源
，所以在建立包钢时不能简单地考虑生产钢铁，
最好能够建立起一个以稀土利用为主的工业基地。
为此他详细建议，在冶炼开采铁矿时，先集中精力开采稀土含量较低的西矿，尽可能避免损失稀土，同时加强对稀土的应用研究，尤其是对稀土和铁如何分离的相关实验。
“宁可多损失百分之一二的铁，而不应该损失百分之一的稀土。”
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叶渚沛的意见并未得到采纳。当时举国上下都在把钢铁生产当作重中之重的任务来抓，包钢自然不能独善其身，稀土开放被暂时搁置。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完成尽快产出钢铁的任务，包钢在未建立选矿厂、烧结厂，配套设施不健全的情况下提前冶炼富矿。
这一举措虽在较短时间内推进了西北地区工业的发展，但遗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包括粗料冶炼的高炉破损严重、富矿被过度开采，自苏联运来的烧结设备未妥善保养以至于每年损失高达上千万元。
最遗憾的是跟随白云鄂博铁矿出土的稀土资源有多达200万吨未能及时得到开发而白白流失
，单单在浮选车间内就有四分之一的稀土损失殆尽。
为此，叶渚沛及时向中央建议尽快妥善建立起以稀土为主的开发模式，集中力量解决铁矿与稀土分离的技术。
这一次，叶渚沛的意见终于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
在64年春天，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亲自来到包头进行调研考察，他拄着拐杖登上了1783米的白云鄂博矿山山顶，欣赏这座蒙古语中“富饶神山”的璀璨景色。
在了解完白云鄂博的开发情况以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到：
“白云鄂博是座宝山，要很好地开发利用，我们要搞钢铁，也要搞稀土。”
他对白云鄂博的稀土寄予了莫大的期望，希望的稀日本上门土发挥出应有的价值，能够像中东石油一样为国家带来源源不断的利益。
这一时期，包头稀日本上门土利用被纳入到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当中，关于稀土应用的研究所、科研活动得到国家大力扶持。最多的时候，国内多达200个科研单位加入白云鄂博矿的利用攻关项目之中。
为避免稀土资源在开采铁矿过程中被浪费，包钢特意将这批含有稀土的930万吨尾矿封存起来，方便将来技术成熟后二次利用变宝。
所以当日本人前来出手想要买下这批矿渣时，科学界专家一眼就看出了日本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使得这笔交易胎死腹中。
（三）稀土出口陷入“低价贱卖”歧途中央紧急出手推行“稀土新政”日本楼凤
改革开放以后，在一系列出口政策和开发技术成熟的刺激之下，稀土产量短时间内就超越了美国，跃居到全世界第一稀土生产、供应大国的宝座。
但资源低价贱卖的问题随之而来。
在稀土原料领域占据了无可置疑的巨无霸地位，但就整个产业链来说，
越接近产业链末端的应用，技术含量越高，市场价值水涨船高
，诸如高清晰度平板显示、钛合金、陶瓷电容器等稀土应用产品的利润远远高于稀土原料。
据统计，我国稀土出口价格从1990年的每吨1.21万美元快速下降到2005年的0.77万美元，在最夸张的时候，部分稀土资源每公斤仅仅卖出了16元的白菜价格。
而以日本、美国为主导的稀土产业链下游国家一方面从我国肆无忌惮地低价进口囤积稀土，另一方面在深度精加工为成熟制品后再以高价卖给。
一位稀土内部人士曾形象说到，
一个1块钱的稀土原料，经过欧美日加工成高端产品以后，要花费1000块钱才能购买回来。
稀土价格如此低，既有产业链单一、下游技术含量不足的元素，也离不开多年来行业恶性内卷竞争下无限制出口的关系。
稀土固然是全世界高精尖行业离不开的“工业味精”，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年的需求基本固定在10万吨左右，而的产能一下子在巅峰期就达到了15万吨，供应猛增，价格岂有不爆跌之理？
令人心痛不已的是，外国眼见如此低价出口，纷纷关闭了本国的大型稀土矿产而专门从进口。
严重依赖稀土的日本则早早地未雨绸缪，将从进口的稀土抽离出三分之二进行战略储备。
截止2010年，日本至少囤积了40-50年的稀土储备量。
一旦按照2005年之前的速度将稀土开采殆尽，到时或将要面临稀土进口仰人鼻息的局面。
幸运的是，稀土贱卖这一问题立即引起了国家的关注。
从2005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打击恶意出口之风，严格限制稀土出口配额，包括设置行业准入门槛、确立稀土环保标准、遏制稀土出口额在每年3.5万吨内、加强行业监管等措施。
为改变过去单一出口原料的模式，包头钢铁还要求前来采购稀土的日本企业以技术换取资源的方式同人进行稀土合作，以便稀土可以真正为我所用。
日本人曾对此反驳道：稀土是世界的，强烈要求对日本稀土出口恢复以前的“正常水平”，甚至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出口高精尖稀土工业品的措施以反制。
但丝毫不为所动，日本人所期望的那种以竭泽而渔式的“正常水平”出口再也一去不复返了。